——“生命·实践”教育学系列论著发布会暨研讨会综述

李存金　李政涛

为推动“生命·实践”教育学研究的持续发展，华东师范大学新基础教育研究中心联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福建教育出版社于2015年3月28—29日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了“生命·实践”教育学论著系列发布会暨研讨会。来自全国教育基本理论界的专家学者、中小学学校校长以及作者代表六十余人围绕“生命·实践”教育学的理论特质、创新等主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一、“生命·实践”教育学的特质

早在2004年，叶澜教授在《教育研究》杂志首次提出要创建“生命·实践”教育学派，至今已有十余年。在研讨会上，叶澜教授介绍了“生命·实践”教育学的发展历程与丛书的策划过程。其中，在2004—2009年出版了《回望》、《立场》、《基因》、《命脉》等四套丛书；在2010—2012年确立了以“理论”、“变革”、“合作校”三套论著系列凸显学派特色；2014—2015年，隆重推出了“生命·实践”教育学论著系列三套丛书——《基本理论研究》系列、《当代中国基础教育学校变革研究》系列和《合作校变革史》系列，丛书共计30部。

（一）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

张诗亚教授指出，华东师范大学在创造中国教育理论体系方面有自己的特色，始终关注和解决中国社会和教育的实践问题，“生命·实践”教育学正是这一传统在当代的体现。周谷平教授认为，“生命·实践”教育学体现了在传统与现代的融通中建构中国自己教育学派的努力，在叶澜教授及其团队身上体现出了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生命·实践”教育学是在中西古今的宏大视野中，从中西比较的视角来探讨中国教育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相互浸润滋养，最终在融通创造的基础上，保持自己的基因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王坤庆教授谈到，“生命·实践”教育学是深深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关于悟道、自觉的论述，叶澜教授是在理解传统文化和传统教育的基础上，提炼了有关人格、修身方面的精髓思想，形成了“教天地人事，育生命自觉”的独特表达。刘铁芳教授认为，“生命·实践”教育学力求为个体的一生寻找文化依据。这种文化依据不仅仅是寄托在个体知识之中，而是体现传统文化和时代内涵的融合，体现教育的文化自觉，给不同的生命赋予文化的意蕴。在当前的消费主义时代，面对人被“工具化”的现实，重申教育的文化品格具有重要的意义。易连云教授认为，“教天地人事，育生命自觉”是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理念，完整生动地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之“大道”精神。

（二）具有清晰的学科立场

在扈中平教授看来，“生命·实践”教育学既有多学科的视角更有教育学自身的学科立场，这就是叶澜教授反复强调和追求的教育学研究的“内立场”。叶澜教授对中国教育学研究的立场做了深刻的反思和批评，不断唤起、唤醒教育研究者的学科意识，提醒教育学研究者要有清晰的“自我意识”，防止在教育学自身裂变造成的“内裂危机”和由其他学科单向介入引发的“外解危机”的双重挤压下丧失教育学科独特的根基。

吴康宁教授从分析教育学的学科独立性入手，认为“生命·实践”教育学追求的是学术特质意义上的独立学科，这体现在对教育学独特研究对象的界定上。由此，吴康宁教授提出，教育学的内立场至少包括三个方面——问题意识、思想魂灵、思维逻辑。教育学的内立场是在使命层面、精神层面、思想层面对教育学的规定，从这个意义上讲，教育学的内立场也可以说是教育学的“眼光”。具有了“学科之眼”的教育学，依然视其他学科为教育学的理论基础，但这不是直接向其他学科借用理论，而是从不同学科之中做出与研究主题相关认识的重组和整合。因此，其他学科不是拿来式、叠加式的理论基础，而是建构式、整合式的理论基础。

（三）致力于理论与实践的双向转化

 “生命·实践”教育学的研究路径和方法论是与会专家学者研讨的重点。王鉴教授总结了“生命·实践”教育学的三个基本支柱：一是“上天工程”，能够进行抽象的理论构建与研究；二是“入地工程”，进行实践研究能够深入中小学课堂做研究；三是“生命工程”，能够关注人的生命价值，尤其是学生的主动性与能动性，通过唤醒学生的主体性来激发真正的人性。这是一条教育研究的价值取向之路，也是一条教育研究的方法之路。

侯怀银教授分析了“生命·实践”教育学寻找自身基因的独特路径，认为叶澜教授在教育实践、学科发展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科学哲学、民族文化和精神的学术命脉中，对“生命·实践”教育学发展的基因展开了多维度的深入研究，其对教育学基因的认识，既有在批判反思中形成的理论自觉，又有在研究实践中对生命与实践内在联系的体悟，这直接促成从对生命的关注、对实践的强调而走向将生命与实践相结合的双螺旋基因。

刘庆昌教授认为，“生命·实践”教育学创造了这个时代思想与行动统一的典范，为当代教育学研究带来多方面的启示。一是教育学应该对生命、实践、精神、价值等朴素的人文概念形成兴趣，由此出发，去体会时代精神，把个人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联系起来，为了教育实践自身的进化创造可以实践的教育理论。二是教育研究者应该以生命者的姿态和立场与同样是生命者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共在、互生，以此创造出来自实践、存在于实践的活的教育理论。三是“新基础教育”秉持的是研究者和实践者的合作，理论和实践的共生，这启示我们对教育实践进行“指导”、“帮助”和“改进”式的服务，但需要把这样的服务放置在一种合理而美好的思维之下。四是真正懂得教育的教育学者，在条件具备的时候，要努力让自己的理论和思想具有现实的生命力。

（四）提出了鲜明的理论创见

金生鈜教授认为，当代的教育学研究缺乏的是真正关心实践本身的思想，因为缺乏思想，也不能真正地指引或涉入实践。在他看来，“生命·实践”教育学以点化生命的成长为思想之核心，恰恰抓住了教育学的根本，它力图使教育成为促进生命成长实践的力量，成为弘扬生命创造可能性、成就生命之美的力量，这是“生命·实践”教育学派之所以激荡中国教育学乃致世界教育学思考的意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将“生命·实践”教育学称为“回归生命的诗学”。

关于“生命·实践”教育学的教学思想，和学新教授认为，“生命·实践”教育学是在“天”、“地”、“人”合一中构建了自己的教学理论与实践。它将教学价值取向定位于学生的主动健康发展，突出了教学的时代价值追求；强调教学过程的动态、互动、生成、开放等特性，丰富了对教学过程的认识，构建了系统化、复杂化、多样化的教学设计策略；关注学科教学的育人价值，探索了多样化的课型，使学科教学有了理论根基；建构了新型的教学主体交往关系，使教学的社会性实现具有了现实机制。

王鉴教授从我国教学论发展的历史脉络出发，认为“生命·实践”教育学的教学论开启了继教学认识论、教学系统论之后的第三个阶段。“生命·实践”的教学论针对传统教学论的弊端而重建课堂教学的价值观、过程观与评价观。在其影响下，国内众多的教育研究者开始关注学校课程与教学的实践变革，形成了中国当下课程与教学论研究重返课堂教学实践的热潮。“生命·实践”教学论的基本理念已经成为当下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教学理论形成之道。

二、“生命·实践”教育学的创新

（一）创造了具有中国独特话语方式的教育学理论

吴康宁教授认为，从原创的标准看，“生命·实践”教育学在当代教育学的发展中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页，把中国教育学的思想和理论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一原创性的教育学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为教育学赢得了一份尊严，在世界教育学之林中为中国教育学赢得了一份尊严，使中国教育学成为有家之学、有根之学。柳海民教授从理性的高度、学科的深度、学派的力度、人性的温度四个方面概括了“生命·实践”教育学对教育是什么，教育学是什么的立体式的回答，认为它是理论上的“道”与实践上的“器”的统一，使中国教育学的发展有了一次突破性的、里程碑式的跃升。扈中平教授指出，“生命·实践”教育学有力地促进了中国教育学研究从引进加工转向原创性发展，从哲学演绎转向扎根性研究，从依附性寄居转向独立性存在。

裴娣娜教授指出，“生命·实践”教育学研究的聚焦点是“生命自觉”，反映了教育学科的范式重建，解决了教育界长期争论的教育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关系问题，丰富了中国教育的思想宝库，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二）持续推进教育实践变革

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张绪培指出，“生命·实践”教育学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一是提出了“教天地人事，育生命自觉”的理念，阐明教育的终极是培育生命自觉，突出了教育的终极目的是启蒙；二是提出了新的教学价值观，实现了“教”与“学”的融通，通过育人价值挖掘实现了教书与育人的统一；三是改变了师生在学校的生活方式，实现了师生生命在生存意义上的转换。王枬教授认为，“生命·实践”教育学以“实地介入式”的“研究性变革实践”为路径，深度介入当代中国基础教育学校改革，积极推动学校的变革，并在变革实践的活动中逐渐生成了“生命·实践”教育学理论。傅维利教授概括了“新基础教育”30年的研究历程，认为这不仅反映了叶澜教授对中国基础教育改革持之以恒的探索精神，也彰显了改革本身所蕴含的当代中国教育特别需要的品格和内生活力。“新基础教育”为中国推进基础教育变革与发展提供了一种有效路径和方法。如何整体地关注人的生命质量和发展活力，不仅切中了中国现实基础教育的要害，也反映了时代发展的诉求。

上海市闵行区汽轮小学王培颖校长讲述了一所薄弱小学通过参与“新基础教育”改变师生精神面貌的过程，通过实践变革带给学校教师很强的精神鼓励，使他们明确了教育追求，带动了教育实践的创新。上海市七宝明强小学顾文秀校长认为，通过参与“新基础教育”，全体教师明晰了作为小学教师的价值，认识到学习是一种整体的行为，因此教师能在研究中创生实践，创造平凡中的不平凡。常州市局前街小学李伟平校长指出，“新基础教育”研究团队不管是新校老校，通过参与研究，都在努力为师生发展而做，研究过程是大学与中小学、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

郑金洲教授指出，“生命·实践”教育学通过扎根教育实践，根植于中国文化传统，凝练出具有中国独特话语方式的教育学理论，具有清晰的学科立场，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双向转化，为系统推进学校变革提供了实践操作范式与理论研究范本。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十二五”重大项目“基础教育改革与‘生命·实践’教育学派创建研究”（项目编号：11JJD88003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作者李存金系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李政涛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新基础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科研部主任。）